由是作者提出了关于法院文化的几个前提：第一，初审法院是由多元文化组成的。

这样来界定权利是更为现实性的和生产性的，即把权利界定为源自于一个政治社会的成员资格或者与其所具有的从属关系的个人权力，以及把权利界定为稀缺的集体资源的选择性投资，它们是被用来达到共同目的和解决一般被认为是紧急的那些共同问题的。在某种程度上，所有者自愿被征税以使他们的财产权利得到可靠的保护、以免受无赖的故意破坏以及那些流动的强盗的劫掠———更不用提免受故意放火或者偶然的火灾的侵害。

[2]（P114）权利不是与社会或者政府相对抗的，而是个人基于其本身的利益而相互合作从而创造社会共存的基本方式，个人权利花费着公共资源，其在满足个人的利益需要的同时也增进着公共利益或者集体的利益。他们描述说，在西汉普顿大火发生后的相当短的时间之内，纽约地方、州和联邦的各种力量都赶来参加灭火。有关价值、事实和伤害诸问题的判断是随着时间和地点而变化的。美国的社会契约涉及到了一种更加具有协商性的和反思性的交易，这种交易发生在尊重权利的公民自身之间，在富人和穷人之间。政府不负责任的对权利的过度保护帮助播下了普通民众不负责任地忽视义务和责任的种子。

通常，人们对于权利的思考基本是沿着两条不同的思维路径展开的。所以，他们认为，正确地认识权利的性质必须考虑到权利保护的成本，个人毫无疑问拥有与其所拥有的免受政府的干涉的权利一样的、免受来自于私人性的干涉和侵害的宪法权利，但这种权利得到保护的状态与程度必然要依赖于法院所获得的可以用于这种权利保护的公共资源的情况。道德哲学把这些非法律的权利设想为最强有力的道德主张，这些道德主张可能是由一个人作为道德的主体的地位或能力所具有的优点而享有的，并不是某人作为一个政治社会的成员或者与这样的政治社会的法律关系的一个结果而享有的。

[2]（P15）正因为如此，美国《独立宣言》才声称，为了保护这些权利，才在人们之间建立了政府。在美国过分强调权利这种片面的权利文化之下，美国社会出现了普遍的权利泛化，人们强调按照自己的个人喜好去行动而不顾及其行为的后果、尤其是其行为对他人的后果。因为，在战争期间，财产所有者特别地面临着对其从自由的公民那里得到合作的基本依赖，尤其是从穷人那里获得的合作。收益—成本比率必须不仅仅是实证的，它也必须被看作为是实证的。

[2]（P16）二、权利保护必须以国家财政负担其成本为条件为了进一步说明从成本角度进行的权利思维的可行性，《权利的成本》特别强调了权利的享有或者说权利保护并不是自动实现的，而是必须以必要的甚至是大量的公共资源的投入———表现为公共财政对于权利的支出———为条件的。[2]（P83）三、权利不能是绝对的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由于更多地对权利采取一种理想主义的态度，过多地关注权利的正当性或者可欲性，因此，往往对现实生活中的某些权利论争采取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立场，总是把权利视为是绝对的。

如果财产所有人被劝说他们的占有权利在其政府简单地离开人们的视线的时候得到了完美的保护，他们可能也低估了他们的个人自由是如何完全依靠社会的贡献的。[2]（P205）他们认为，在美国，社会契约能够得到维持，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才是可能的，即所有的有影响的经济、种族、宗教团体相信，他们在被尊重和大体公正地被对待，或者至少，他们也因为他们的合作、协作与自我克制而获得明显的回报。而税收与费用不同，税收是在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基础上征收的，它并不看重由其所资助而建立的各种公共服务的实际受益者是谁。在某种程度上，所有者自愿被征税以使他们的财产权利得到可靠的保护、以免受无赖的故意破坏以及那些流动的强盗的劫掠———更不用提免受故意放火或者偶然的火灾的侵害。

恰如美国人对其加以评价和所经历的那样，人身自由，是以由政府官员来管理的社会合作为前提条件的。政府不负责任的对权利的过度保护帮助播下了普通民众不负责任地忽视义务和责任的种子。相反，历史证据表明，无权利是最有可能播下个人性的和社会性的不负责任的种子的。[2]（P20—21）第三，权利的社会成本。

但这种认识从权利保护所需要的成本的角度来看却是不正确的。人们也大体上认为消极权利要求政府克制而积极权利才要求政府行动。

但《权利的成本》却非常自如而完美地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领域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处理了这个非常棘手的主题。这样的免于政府干涉的豁免甚至被认为是宪政的本质。

对于这些公共服务的可靠投入，市场要求有政府。[2]（P225）权利具有成本，也使权利设计不能不考虑其在公共资源分配上的社会妥当性。但美国纳税人最终为这场大火所付出的花费，包括地方性的和全国性的花费，初步估计在110万美元，也可能已经达到290万美元。[2]（P155）霍姆斯和孙斯坦认为，由于权利和责任远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具有必然联系的，权利文化也总是责任文化，法律上的许可在逻辑上也就隐含着法律上的义务，权利也就总是体现着约束。大量志愿者的帮助、最终是公共资源，使得这次救援成为可能。四、权利必须附随着责任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特别地强调了权利（出现了所谓的权利爆炸[2]（P138），而相应地忽视了公民对于其他人和社会所负有的义务和责任，这导致了长期以来人们对这种片面的权利文化的不利社会后果的深深忧虑与批评。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权利恰恰是政府在交换普通公民负责任地支付的税收收入中必须作为回应而给予的公共服务。这是因为，所有的权利也都不仅仅是与个人的福利与利益直接相关，而且也在事实上通过社会合作而与公共的福利和利益直接相关，像一般意义上的法律一样，权利也是制度性的发明，利用这些发明，那些自由的社会就可以努力创造和维持个人的自我发展的那些前提条件并解决着一些共同性问题，包括解决冲突并智慧地促进对于共同面临的挑战、灾难与危机的协同反应。

这样来界定权利是更为现实性的和生产性的，即把权利界定为源自于一个政治社会的成员资格或者与其所具有的从属关系的个人权力，以及把权利界定为稀缺的集体资源的选择性投资，它们是被用来达到共同目的和解决一般被认为是紧急的那些共同问题的。所幸在2000年，W·W·诺顿出版公司出版了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纽约大学法学院政治科学教授史蒂芬·霍姆斯（StephenHolmes）和芝加哥大学法律与政治科学教授卡什·R·孙斯坦（CassR．Sunstein）两人合著的《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靠税收》（TheCostofRights，WhyLibertyDependsonTaxes）一书。

最后，这场大火被控制住了。[2]（P220）权利具有成本，意味着权利的确认和保护始终伴随着公共资源的分配与实际使用。

[2]（P15）由此可见，所有的权利也都是具有成本的。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尽管现在的美国法律的确授予了个人做那些被广泛地认为在道德上是错误的事情的权利，而这也不是任何自由政体或者任何确实是自由的国家的偶然特征而是其基本特征。霍姆斯和孙斯坦指出，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把法律施加于他们身上的负担看作或多或少是公平的分担。假如国库是空的，那么就没有任何一个为美国人所认为有价值的单独的权利能够得到可靠的强制执行。

[2]（P39—40）尽管这种权利的二分法在美国的政治生活实践中也根深蒂固，但这种分类并不准确。个人的自由要求的不是政府的行为而是政府的克制。

在当代美国的宪法法理学中，言论自由并不意味着它依然是50年以前或者100年以前的那种意义。福利权利的赋予（被广泛地理解为包括了远比现金交易更多的内容）是一种补助性的交换的一部分，通过这种补助性交换，政府以及缴纳税收的公民们报偿了穷人，或者至少给了他们对其在战争与和平时期的合作行为以象征性的确认。

在谈到为什么公民愿意支付权利的成本的时候，霍姆斯和孙斯坦说，他们当然可以基于恐惧或者因为习惯而支付，而不会问一句为什么。这对于旧的权利和新的权利，罗斯福实行新政之前的权利和实行新政之后的权利，都是真实的。

这类社会性的有益的发明不可能在交易与获得是非常伤脑筋的没有保障的条件下出现。然而并没有单一的获得认可的关于这种道德权利的理论存在，某些关于权利的最有趣的哲学工作所做的就是对这种一般类型的权利进行伦理的探讨以及性质上的评价。那就是把直接投入到某种权利保护上的私人成本与公共（预算）成本称为直接成本，而把为了保护某种权利而不能不投入到另外的相关设施上的成本称为间接成本———比如在南非为了保护通过废除臭名昭著的通行法（passlaw）而使人们获得的迁徙自由权利，政府就必须支出建造城市基础设施———供水、污水处理系统、学校、医院等等所花费的公共成本。这种传说也没有忽视政府在促进文化衰退方面的有害作用。

书中体现出来的现实主义的权利思维路径对我们关于权利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构设与操作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2]（P147）总而言之，权利拥有者自己具有一项负责任地行为的权利。

这里的问题是，正如现在被设计和实施的那样，权利保护的支出是否使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受益，或者至少使其成员的绝大多数、或者只是那些具有特殊的政治影响的团体受益。当许多权利在美国宪法之中出现的时候，认为这些权利的特殊内容就是被雕刻在宪法这个花岗岩石之中的乃是一个错误。

但在这样的一个并不完美的资源有限的世界中，这又是不可避免的。在其尚未正式出版之时即获如潮好评，正式出版之时其封面、扉页和封底也选载了部分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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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狐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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